修水同鄉-文化

【修水文化】

江西會館的故事

“萬壽宮”乃江西會館之別稱，是江西客商在省外各處修建的一種公共建築物，
供贛籍人士在外地聚會或寄居用。而在江西省內也有眾多的萬壽宮，
而較著名的千年古觀，首推西山萬壽宮。

西山萬壽宮坐落於距南昌市西南三十公里的西山逍遙山下，是為紀念著名道家許真君所建。在道教認為除了凡人居住的世界外，還有神仙的處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許真君棲身修煉的西山則為第四十福地。因他在此仙逝，故又稱"飛升福地"。

西山萬壽宮，又名玉隆萬壽宮，迄今已有 1600 餘年的歷史。自東晉以來，描繪西山萬壽宮和許真君的詩文不下百首。西山萬壽宮始建于東晉南朝，前身為“許仙詞”，由許真君族侄許簡在許遜故居處所立，後為適應道教發展改為道觀，即“遊帷觀”。

隋煬帝時期遭焚毀，此後數十年間處於荒蕪，爾後，唐太宗敕建才恢復重建。兩宋時期道風鼎盛，對西山許真君道教特別敬重。宋真宗時升觀為宮，並賜額“玉隆”，從此名為“玉隆宮”，同時加“萬壽”二字，延用至今。

公元 1116 年，徽宗親下詔書對西山玉隆宮進行大規模重建。次年升觀為宮，皇帝親書《玉隆萬壽宮》賜額，並敕建六大殿，小殿十二所、五閣七樓、三廊七門，宮旁還建了三十六堂，供道人起居，置田千畝，供宮中費用。這時萬壽宮已十分富麗堂皇，殿閣樓堂蔚為壯觀，江南僅見。

元順帝時，西山玉隆宮在戰火中遭焚毀，直至明朝時重加修葺，賜名如故。公元 1520 年，皇帝題額《妙濟萬壽宮》對宮內建築作了重大修葺。

至清代增建關帝閣、萬壽宮門，這時是萬壽宮的頂盛時期。在 1957 年被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許真君姓許名遜，字敬之，道字尊稱為“普天福主許真君”。據地方誌籍記載：西元 239 年，三國時代吳赤烏二年，許遜生於南昌縣長定鄉益塘坡村（今羅家鄉慈母村）。

許真君姿容秀偉，生性聰明，5 歲能念書背詩，10 歲通經書大意，16 歲精通經、書、天文、地理和陰陽五行的學說，26 歲時拜當時有名的道士吳猛為師，學得醫術秘方。後又與道教堪輿大師的郭璞隱居在逍遙山金田村，苦讀經書，修練丹術，並尋得西山金姓桐園（今西山萬壽宮宮址）為九龍會聚的風水寶地。

許遜在桐園學道、行道、修道並以垂世八寶“忠、孝、仁、慈、忍、慎、勤、儉”教化人民。

在當地享有很高的聲望，幾次被鄉鄰推舉為孝廉。據說他曾買下一個鐵燈架，後來發現是純金的，設法尋找賣主原物奉還。

公元 280 年，許遜出任四川旌陽縣令。他為官清廉，遠奸近賢，減弄罰，倡仁孝，為當地人民辦了許多好事。朝廷為表彰他的功德，特將旌陽縣改名“德陽”縣，以志紀念。

公元 290 年，許真君看到“八王之亂”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於是棄官還鄉，時年 52 歲。許真君東歸時，有不少蜀民相隨他同到江西，在他住的房屋東邊搭起房舍，稱“許家營”，地名流傳至今。

許真君棄官回到西山定居，一面發奮讀書，一面考察農業生產。公元 318 年許遜年高 80，當時江西、湖南等地洪水氾濫，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很大損失。許遜關心人民疾苦，立夏禹治水大志，親自考察水源，組織百姓興修堤壩，總結推廣治水經驗。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大大減輕了鄱陽湖周圍各縣的水患，因此許真君就成了人民心目中能制伏蛟龍的神仙。

公元 374 後許真君逝世，享年 136 歲。他的族孫和村民為了供奉他，建立了“許仙祠”。而贛、湘、浙、閩各地先後修建了許多廟宇宮殿，紀念他治水的功勞。新建縣西山萬壽宮，就是為紀念他而修建的。

西山萬壽宮內，正殿以琉璃為瓦，重簷畫棟，繡金帷裏，真君塑像坐中央，坐像頭部為黃銅鑄成，重 500 斤，另有 12 真人分列於兩旁，吳猛、郭璞站立壇前。高明殿等三殿之前，6 株參天古柏，四季常青，相傳最大一株為許真君親手所植。宮門左側的八角井，相傳當年許真君鑄鐵為柱，鏈鉤地脈，以絕水患。

萬壽宮香火極盛，特別是每年農曆八月，為紀念許真君生日，都要舉行盛大的廟會，前來進香的人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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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縣城古地圖

修水文化楷模

先賢黃庭堅的墨寶拓印

台北故宮珍藏黃庭堅書七言詩 : 花氣薰人
「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宋代修水詩人黃庭堅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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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在金門
國軍十二兵團

古寧頭戰役 由國軍12兵團18、19軍的8個團地面參戰，
主力部隊為江西子弟兵，為5個月前在江西7個縣所徵集的年輕新兵，
由江西步行軍至汕頭，轉船運金門，此役有近千名的江西子弟殉國.....

製圖: 查丁壬

李光前-42團上集

修水文物:

民國時期修水參議會

民國時期修水縣政府公務員

民國時期修水縣銀票

抗戰時期修水縣難民證

民國時期修水縣委任狀
廖士翹字卓如，江西省修水縣黃沙橋鄉長坑人。
少時家境清貧，入學私塾，因學費不支而輟學。後考入免收一切費用的南昌陸軍小學，畢業後因成績優異保送河北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數年後又遴送日本士官學校專修工兵科。民國14年歸國，追隨孫中山到廣東參加國民革命，後由廖仲愷介紹任黃埔軍校教官。
次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直屬工兵團團長、東路軍工兵指揮官。民國20年12月19日，任南京陸軍步兵學校教育長。
民國36年7月7日升中將。在任期間曾對駐修水的國軍王陵基部違紀欺民行為，直控不諱。抗戰結束後，王陵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廖士翹被解職返鄉，專注於私立翹材中學事務。他致力教育，給優生發獎學金，對貧困學生減免學雜費，以優厚待遇延聘優秀教師，並親自為翹材中學撰寫了校歌： “身體不壯，哪有力量；生活不正，哪能作人；學問不深，哪有發明；我們要努力學習，刻苦鑽研，有所創造，有所發明。將來在空中飛，到海底行，方不愧翹材之名。”
1949年5月帶領學生迎接解放軍，並向解放軍移交所存武器。於1951年在鎮反活動中被槍決。到1988年獲中共平反。

民國時期江西省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又名王方舟，四川樂山人，國軍陸軍上將。

1903年考入四川武備學堂

民國15年12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21軍第3師師長兼重慶衛戌司令。

國民政府江西、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被俘始末
來源: 《中共黨史文苑》200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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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又名王方舟，四川樂山人，國軍陸軍上將。曾任川軍營、團、師長，四川省保安副司令，三十集團軍總司令，抗戰時軍總部設在江西修水，勝利後曾任江西、四川兩省政府主席。1949 (民國38年)在共軍的攻勢下，王陵基三次退逃，最終被俘。

37年4月，蔣介石免去鄧錫侯四川省政府主席職務，將王陵基由江西調川繼任。
38年秋，解放軍入川，迅猛之勢非王陵基所預料，因此，原來所謂“安川應變”等計畫，都因解放軍的快速攻勢而徹底粉碎，這時的王陵基已計畫作如何退守的打算了。
王的退守計畫原來是：在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地區不能保住時，便退到川南，由樂山沿沐山、馬邊、雷波、屏山進入西康，然後俟機行動。這個計畫也是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的意見。後來，王陵基突然改變計畫說：“不到樂山了，決定改走雅安進西康。”還說：“這回變更計畫是同胡宗南商量、經老頭子（蔣介石）批准的，改走雅安進西康，容易把劉文輝吃掉。”其時他已經佈置分兩路進兵：一路由保安旅長陳漁浦率領保安旅及三個保安團，經丹棱、洪雅趕赴雅安；一路命令警保處長吳守權指揮易鐵錚的一團和另外幾個團，沿成雅公路前進。預定到雅安後，才打出四川反共救國軍總司令的招牌並宣佈四川省政府的改組。 12月10日下午，代理西南長官胡宗南乘坐隱蔽的吉普車來官邸會晤王陵基，胡仍然是要王陵基先去雅安，分手時胡宗南還說：“方舟兄先辛苦一下，我隨後就來。”
早在12月9日傍晚，楊森和孫震由重慶潰退到成都，楊森來看望王陵基（孫震未來），兩人苦臉相對。楊森垂頭喪氣說：“局面到此地步只有去臺灣了。”並說：“解放軍廣播要我不走，我楊子惠老都老了，還能失節嗎？”楊起身告辭時，特別叮囑王陵基說，胡宗南這個人不夠朋友，要王對胡謹慎防備，王黯然點頭。
第一次退敗
12月12日傍晚，王陵基緊急離開成都，第一站是新津。隨行人員有四川省民政廳長宋相成等。由省田糧處長王崇德率領的另一些人，於忙亂中分頭購買軍糧，保安第五團團長劉澤率領該團隨行。王陵基乘坐財政部長關吉玉赴台前所送的一輛轎車。成都去新津九十華裡路上，兵車不絕，來往部隊擁塞，混亂不堪，河面搭起浮橋，縣城內外如兵山一座。半夜到達縣城夜宿縣政府，王陵基同幾個親信人員住在內院，林茂華等住在外院。到達新津的次日，又有追隨者趕到，那便是遂甯專區專員李澤民、江北縣縣長王廣來。李是中央派，曾充當過自貢市市長，原與王陵基不熟識，星夜奔投，王很讚賞；王廣來是中統專員，抗戰時期王陵基的三十集團軍駐江西武陵、修水一帶，王廣來由教育部派去督導戰區教育與王陵基拉上關係後，任江西省政府主任秘書。王陵基調四川後，王廣來於38年才由湖南攜帶一個兒子趕來成都，初擬升為專員，因其來遲，乃“屈就”江北縣長。此時王陵基的“四川反共救國軍”雖還沒有打出旗號，實際上四川省政府民政廳長宋相成已被任命為參謀長，鄔燦協助指揮軍事，陳良基參與策劃，林茂華、王永慶兩人卻沒有過問。 13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通電投共的消息傳來，王陵基滿不在乎地說：“早在我意料之中。”
16日，王陵基一行從新津到邛崍，守衛城門的是閻錫山拼湊的隊伍“戰鬥內閣警衛軍”，僅有人槍數百，中統的張漢傑混合該部守城，中統人員的眷屬也隨軍行動，情況混亂。當晚住宿縣府，夜間突然聽說解放軍要來圍城，這時情況不明，次日拂曉王陵基便倉惶離邛退往大邑。 17日到大邑，行抵王駟營地方，遇到駐在大邑縣城的“內政部第二員警總隊”總隊長彭斌派隊前來迎接。到達大邑縣府時，彭斌親自邀王晚宴。不料彭斌後忽不辭而別，乘隙離去，晚宴未成，情況越顯緊張，相顧一籌莫展。 18日清晨，王陵基把羅國熙（軍統，瀘縣專區專員）送給他的幾箱左輪手槍，命人抬來當眾散發，每人各領去兩三支不等。這時投靠王陵基的彭斌已背信棄王，劉澤的保安五團又與王失去聯繫，王陵基成為架空司令。他命令王崇德出城尋找，結果仍無下落。傍晚時刻，王決定離開大邑城，所有大小汽車及行李裝備全部丟棄，輕裝向溫江出發企圖突出包圍圈。王陵基雖有一乘滑竿，也不敢乘坐，只得隨同眾人徒步奔走。是夜，在去溫江途中的龍鳳場歇宿。王與國民黨省黨部川南辦事處處長冼大啟住在一間矮小狹窄的屋裡，一燈如豆，倍覺淒涼，兩床相對，沉默無言。後來還是冼大啟打破沉悶空氣，對王說：“如果不改變原來去樂山，走雷、馬、屏的計畫，可能不會到此地步！”王應聲說：“是啊！要是去雷、馬、屏，也許不會至此。”接著他便傾吐積鬱，訴說衷腸，說他原來也想逃走臺灣，但已向蔣介石表示守土有責，恐怕去了日子也不好過。又談到共產黨，王說：郭秉毅（劉湘的核心人物）給我做了許多工作，但我怕共產黨算舊賬；重慶的“三三一”慘案本來是藍文彬搞的，卻全記在我頭上，連二十一軍搞“清共”也都算在我頭上。如果共產黨算舊賬，我是說不清楚的……。 19日，王步行到崇慶縣懷遠鎮，住在區署。王陵基打電話給元通場的黃潤余（曾任川軍旅長，王在四川武備學堂時的同學）。黃氏兄弟三人平日橫行鄉裡，元通場素有“元通國”之稱。王要黃潤餘來區署會晤，並囑順帶狐皮袍一件來還要他帶些臘肉請客。為時不久，黃潤餘和他的侄兒黃光輝（國民黨團長），率眾乘十餘滑竿趕來見王。晤面時，黃潤余勸王不要在崇慶縣久留，因其目標太大，怕給縣城惹麻煩，旋即匆匆辭去。黃潤泉也來電話，要王離開崇慶縣境，語氣近似脅迫。王陵基對此只是搖頭歎氣，連稱黃潤余弟兄太不講交情了！在懷遠鎮停留時，保安十二團尚駐該縣境內，團長李恢五係軍統，人槍均是軍統配備，王陵基調令該團開來待命，李竟置之不理。其時尚有成都軍校學生和憲兵團等部隊駐在該地，約有二三千人。軍校學生願受王的指揮，王命分三路戰鬥行軍，朝溫江前進。途經黃氏弟兄所盤踞的元通場，黃氏兄弟站在場外高地遠遠觀望行軍情況，用意不明。王陵基顧慮黃氏兄弟下手，發生意外，急忙指揮所有部隊疾行而過。 20日中午到達溫江縣蘇家渡，在前團練局長陳吉三家裡住宿。陳吉三已死，由其子出面接待。該地駐有兩支隊伍，一支是軍閥田頌堯之弟田澤孚率領的“反共遊擊縱隊”。田曾任二十九軍旅長，解職後將人槍拖回龍泉驛老家大搞袍哥活動，是簡陽、金堂、華陽、成都四縣邊區東山一百零八個碼頭的“總舵把子”。另一支是成都中統“大中社”組織領頭劉國輝組成的。成都中央軍校教導二團、教導五團政工主任張元佑（中統），亦來與劉國輝合夥，劉國輝和其政工室主任鄭政（中統）、張元佑幾個拜會了王陵基，表示願聽從指揮。此時王已勢弱，也想抓點人槍壯聲勢。宋相成建議：把劉國輝找來作警衛隊伍。於是王陵基向劉國輝打氣，封官許願。教導二團的機炮槍支，由成都軍校所發給，在各部隊中算是比較好的。王陵基到蘇家渡，其保安五團團長劉澤亦隨即趕來，此時王為了激勵所屬，下了他最後一次派令條子：委派吳守權為“四川反共救國軍”第一軍軍長，彭斌為第二軍軍長，劉澤為教導師師長，除劉澤在場接受委派外，吳、彭兩人早已失去聯繫，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委派令。是晚，王陵基認為事已到此地步，只有趕回成都看看情況，找胡宗南商量再說。過溫江在專員馮均逸處稍事停留，並急派人把田澤孚找來，田將自用的吉普車借王乘坐。 21日晨，王陵基帶副官徐士毅乘車返。王陵基第一次退守，歷時十日。
第二次退守“寄人籬下”
王陵基回到成都，胡宗南已先行退走，所部交第五兵團司令李文指揮向西昌方面撤退。此時王陵基即與西昌警備總司令賀國光通電話，王怒責胡宗南一逃了事，賀對胡亦深為不滿。當即找到西川電政管理局長掛接臺北電話，由俞濟時代蔣介石接聽。王向蔣介石告了胡宗南擅棄守一狀，接著訴說局勢如此，無能為力，要求蔣派一架飛機來接。俞向蔣請示，允如所請。因為當時成都機場已經停止飛行，決定在鳳凰山機場跑道鋪設白布作為降落標記。通話畢，王當即派人在鳳凰山機場守候。 22日拂曉，王陵基估計飛機無望，決定再次到新津找李文。在雙流縣政府休息時，縣長繆向辰說新津方面胡宗南部與解放軍炮戰激烈，又見胡宗南部潰退下來的傷兵不少，王陵基知情況緊急，準備撤退，找當地人士彭潤之來縣府商議（王早年任川軍團長時，彭潤之任上校軍械處長，系舊川軍第三師同事）。彭簡單談了一些必要時撤走的方向。王陵基又訪駐雙流縣城的胡宗南部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瞭解一下情況。該兵團正準備撤走，但李振辦公室內的壁上軍用地圖尚未取下。李寒喧兩句後說：“這個仗已經不能打了！”指著地圖說樂山主面解放軍有八個軍，仗不能打只有回成都。接著又說胡宗南走了，胡把他的部隊分割使用，弄得僅能指揮兩團人。王陵基在這種情況下，話不能再談下去，就起身告辭。抵達新津，不敢進城，坐一輛卡車，因部隊密集無法通過，乃棄車步行，傍晚才到渡河去羊場的岸邊。胡宗南部隊的車輛馬匹爭先渡河，僅有一二條木船，在河邊候至深夜仍無法上去，只好在渡口邊一農家休息。這是一間用包穀杆夾的小屋，主人因逃兵劫避走，室內除一張破床外，空無一物，王陵基歎息這家人太窮了！一天疲乏，大家只好擠在一起養養神，並商定次日天一破曉便搶先渡河。次日渡河車輛馬匹漸少，過渡後，因新津胡宗南殘部撤退下來，來不及吃飯，胡亂吃一點食物，即沿邛崍公路奔去。不多時刻，胡宗南部六十九軍軍長胡長青率衛兵跟隨逃來，胡見王陵基，即讓馬給王騎，還告知李文兵團分三路行進，李文走中路，經邛崍縣屬五面山趨蒲江縣屬西來場（五面山距西來場約十華裡），第三軍軍長兼成都防衛司令盛文在左翼經壽安鎮奔蒲江會合，胡長青沿公路向邛崍，總的撤退目標是雅安。王陵基得知情況後，決定先單騎會見李文。此時沿公路撤退的胡宗南部，儘量將車輛焚毀，遺棄的炮車、卡車、吉普車觸目皆是。王陵基在不遠的一個三岔路口見著李文，決定同李文一起走中路。 24日晨，王陵基一行到五面山，李文的司令部設在當地的徐姓農家，徐家兄弟合住一個土牆圍著的大院，進門右側有一個碉樓，李文和他的參謀長吳某住在碉樓上。王陵基一行被安置在右側牆外一間房內，李文的特務團也住在那裡。深夜，解放軍槍炮聲又密集震耳，李文通知王陵基等臨時進入院內，在一間屋子地上鋪了一些稻草休息。王陵基歎息說：“這便是寄人籬下的滋味。” 早晨，槍炮聲轉入稀疏。李文認為官兵無糧，無力再戰，為今之計只有投降一途。王陵基看見胡宗南這個“王牌軍”不過如此，頻頻搖頭不已。開始，李文部屬對向解放軍投降還不明朗，下午李文打出白旗無條件投降，消息終於迅速傳開。特務團長向王陵基表示，他本人不會出賣他，但怕下面會出來指認。傍晚時分，王陵基決定單獨逃亡，先叫背黃金的衛士將黃金投入附近水井內，然後示意下屬自謀去路。王換上便服，將平日墨鏡帶上，與下屬作別後，獨自逃往樂山、宜賓。
第三次逃亡改姓更名被俘
38年12月底，成都戰役結束，成都淪陷，王陵基下落不明。
39年2月6日上午，中共四川江安縣公安局長孫仲遠接得南溪縣公安局長陳賢仁打來的緊急長途電話說：“永利輪船從宜賓開下，已過南溪，船上藏有戰犯宋希濂。其人50多歲，頭戴絨線帽，身穿藍色長袍，戴眼鏡，腳穿棉鞋。請嚴加檢查，勿使其漏網。”孫仲遠接完電話，立即向縣委彙報，並馬上召集公安幹警作緊急佈置。不久，又得宜賓專區軍管會電話說：“永利輪船上的戰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徵如前。” 江安是四川南部的一個縣，縣城濱臨長江南岸，上離專區所在地宜賓96公里，下離川南行政公署所在地瀘州60公里，順江東下可直達重慶、武漢、上海。孫仲遠局長的佈置是：將公安隊分為三個小隊，一小隊由隊長倪慎民率領去上游的牛角壩沙嘴上；二小隊由指導員王其棟率領居中，在輪船碼頭附近；三小隊由副隊長杜明仁率領，去下游龍門口。任務都是招呼通知永利輪停靠，如不聽招呼，即由第三隊鳴槍示警，強令其靠岸。為防止萬一，同時用電話通知下游的納溪縣和瀘縣公安局，請他們作好準備，如江安沒有攔住，請他們繼續攔截檢查。佈置到位後，就見永利輪從上游南溪方向急速開來。一小隊戰士即大聲喊話，喝令其停靠，但該輪不予理睬，仍靠北岸急駛；二小隊用旗語通知傍靠，其仍不置理。此時，三個小隊均鳴槍示警。龍門口的機槍打得江心水花四濺，永利輪才被迫轉頭向南，在碼頭上停靠。永利輪剛剛靠岸，孫仲遠即率幹警數人上船，先向乘客們說明有特殊任務，需要進行檢查，請大家不要驚慌，同公安人員合作。全船一片肅靜，鴉雀無聲。幹警們按前述特徵，查出50歲左右的嫌疑者40多人，為防止遺漏又叫乘客們通通下船，再在碼頭上一個一個地辨認。最後將嫌疑重大者8人帶到公安局訊問，其餘乘客仍回船休息，永利輪暫時停開，在江安過夜，於次日放行。帶到公安局的人由孫仲遠親自逐一詢問，曾經見過王陵基一面的公安員梁明光協助。其中發現一人鼻樑上有架過眼鏡的痕跡，問他的情況，他說：“我叫戴正名，開縣人，做鹽巴和花紗生意。”梁明光問：“你是開縣人，為什麼操樂山口音？”此人無言以對。隨即搜其身，除輪船票和10多萬元（舊幣），別無他物。孫仲遠問：“你姓王吧？”那人把頭略一抬，似乎有點吃驚，遂又故作鎮靜。孫又直截了當地問：“你是不是王陵基？”那人遲疑了一下，說：“王陵基早飛臺灣了，我不是王陵基。”這一回答恰恰露了破綻，一個商人怎麼知道王陵基已飛臺灣？為了進一步證實，孫仲遠立即找人問城裡還有誰認識王陵基。有人說：有個舊時的水上巡官姓繆，受訓時見過王陵基，可能認得；有人說：曾舉才是省參議員，開會時王要作報告或講話，可能認得；還有人說：金叔衡是王的老部下，當過他的參謀，因不順王而丟了官，可能願意辨認。大家遂急速分頭通知這幾個人。曾舉才拒絕前來，繆某看後說有點像，但拿不准。金叔衡辨認前說：“我看後如不像，我口說不是，但點頭；如果像，我也講不是，但搖頭。”大家如是約好。金叔衡見了“戴正名”後，一邊說不是，一邊搖了搖頭，當“戴正名”被問及：“你還認識你這個金叔衡老部下嗎？”只見他細眯著的眼睛忽然睜得老大，狠狠地瞪了金叔衡一眼，隨即把頭低下，再也不抬起來了。金叔衡畢竟離開王已十多年，為慎重起見，他又提供一條線索：“王陵基是高度近視，不戴眼鏡走起路來一高一低的。”於是，孫仲遠讓“戴正名”在大院裡走了一圈，果然是高一步低一步的。雖然如此，大家仍不敢拿走路姿態來最後判定。金又建議：“叫他寫字，王陵基的筆跡我認得。”孫又叫“戴正名”用毛筆寫了“我叫戴正名，開縣人，做鹽巴和花紗生意，這次從宜賓下來”一段話。金叔衡看了肯定地說：“這是王陵基的筆跡無疑。”這個中共追捕的戰犯終於被俘了。當進一步審問確實後，孫仲遠馬上電告瀘州川南行署公安廳，當日專船將王陵基押送瀘州，同時歸案的還有王的隨行副官戈若梁、張鵬翔二人。
原來，王陵基在38年12月25日那天經樂山等縣，輾轉逃到宜賓，找到他的兒女親家、合眾輪船公司經理楊某，要楊設法幫助他乘船東下，俟機逃往臺灣。楊以禮相待，騰出僻靜單房讓其居住，一日三餐供以上等飯菜，並讓其傭人（姓名不詳）送至房內飲食，引起這位傭人懷疑。2月6日，楊安排王陵基搭上去瀘州的直航船永利輪。“客人”走後，這位傭人立即向專區公安處密報，只是說這個人胖胖的，戴眼鏡，50多歲，像是個大官。公安處先是誤斷為宋希濂，並通知了南溪；專區軍管會得消息後，才斷定為王陵基，並通知江安。王陵基被捕後，先後關押在重慶和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是級別最高的國軍被押戰犯，1960年獲特赦，數年後，84歲病死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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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棵30米以上千年古樟群

修水三都鎮楊梅渡車田村
抗戰時期第三十集團軍王陵基的部隊曾駐紮三都，其屬下士兵看上了車田古樟，打算砍樹取材。車田村民紛紛向長官和士兵們訴說這片古樟關乎車田的風水與安全，求請切莫砍伐。一位有文化的村民特地為此致信軍長，請求軍長讓士兵們手下留情，終於使車田古樟倖免一劫。

到了1957年，縣裡為修建浮橋在車田村外砍伐了六棵零星的大樟樹後，又來到古樟群中準備繼續砍伐。車田村民聞訊而至，上百村民將一棵棵古樟圍攔起來不許砍伐，聲言“要砍就砍我們吧”，使得前來砍樹的人知難而退。為了防止砍樹者去而複返，村民們連夜將各家各戶的勾釘、廢棄的犁頭鐵片、耙齒、和破鐵鍋碎片都找出來，一棵棵地將這些鐵器釘入古樟的樹幹之中，接連釘了三天才釘完。這樣，縱有人來砍樹也就砍不進、鋸不動了，古樟因此也就保平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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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古蹟: --- 廊橋

新灣鄉回坑村